如果從秦始皇建帝號算起(公元前221年),至清宣統宣布“退位”止(公元1912年),在這兩千一百多年中,大約有二百多位皇帝,其中天下統一的皇帝約有一百二十多個。在這些諸多皇帝中,昏庸、殘暴、荒淫之君眾多,但也還有為數甚少的杰出明君。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為的杰出明君,他開創了中國封建歷史上的“貞觀盛世”,史稱盛唐時期。其所以如此,固然原因很多,但作為李世民個人來說,這與他18歲從軍南征北戰的經歷大有關系。他清醒地看到隋朝滅亡,無道暴君煬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訓,看到人民的力量,從而能兼聽納諫。不過,他的納諫又是前后不一的。
   唐太宗納諫如流的故事
    前期,唐太宗希望大臣們“直言鯁議,致天下太平”(參見《貞觀政要·求諫》),而且說到做到。當大臣們奏事時,則和顏靜聽,鼓勵大臣們大膽提出錚諫之言。同宰相們商討國家大事時,允許諫官旁聽,并對直言錚諫者予以獎勵。
    在唐太宗認真求諫的鼓勵下,貞觀一朝君臣確曾一度形成了一種直言進諫、納諫之風。民部尚書裴矩佞于隋,也能大膽進諫力爭。司馬光就說:“裴矩佞隋而忠于唐,非其性之有變也;君惡聞其過,則忠化為佞,君樂聞直言,則佞化為忠。”(參見《資治通鑒》)武德九年(公元626年)唐太宗即位不久,在點兵年齡問題上采納了封德彝之諫,將年齡由21歲改為18歲,下了幾次詔敕,魏征則堅持認為不可,壓發詔敕,唐太宗因此事盛怒,召見魏征,指責魏征固執。魏征回答說:“陛下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,可是自陛下即位以來,才短短幾個月,已經有幾次失信于民了,怎能使民相信以誠信治天下呢?”太宗聽了魏征一席忠言,覺得有理,反而高興地說:“過去我總以為你固執,不悉政事,今天聽了你分析國家大事,甚為中肯。如果號令不信,民不知所從,天下何由而治呢?看來是我錯了。”于是點兵仍依原制,年齡仍限制在年滿21歲的壯丁中,魏征也因為敢于直諫得到唐太宗獎賞。
    唐太宗的真實歷史
    貞觀元年(公元626年)十二月的一天,唐太宗對大臣們說:“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讀者,與人同利故也。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反叛者,病人以利己故也。……朕欲營一殿,材用已具,鑒秦而止。王公以下,宜體朕意。”(參見《資治通鑒》)在這里唐太宗以史為鑒,將大禹治水與秦始皇修宮殿作比較、分析,同樣是搞“建設”,為什么人們對大禹沒有意見,對秦始皇卻怨恨得甚至造起反來呢?原因就在于治水是為了人們的利益,修建宮殿是為了個人享受。然后說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宮殿,材料都準備好了,鑒于秦始皇的教訓,決定不修了。這時太宗才29歲,頭腦是清醒的,能做到“鑒秦而止”。
    貞觀四年(公元630年),太宗似乎把他說的話忘了,下詔征發勞力修復洛陽的隋代乾元殿,以備巡幸之用。大臣張玄素上疏反對,指出修復乾元殿有“五不可”,并說,如果陛下要這樣做,“恐甚于(隋)煬帝遠矣”(參見《貞觀政要·納諫》)。唐太宗很不自在,召見張玄素問道:“你認為我這樣做還不如隋煬帝,那我比起夏桀、商紂又怎樣呢?”張玄素答道:“如果陛下一定要修復乾元殿,那我看就同歸于亂了。”(參見《貞觀政要·納諫》)唐太宗見張玄素把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,經過一番思考后,為之轉念,并感慨地說:“朕沒有認真考慮,以致做出了這個錯誤的決定。”于是下令停止修復乾元殿工程,并表彰了張玄素直言進諫的精神說:“眾人之唯唯,不如一士之諤諤。”
    貞觀二年(公元628年)太宗欲到南山巡幸游玩,一切準備就緒,結果未去。魏征問道:“陛下為何不去了?”太宗笑著回答說:“害怕愛卿責怪我,所以不去了。”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鷂,把鷂玩得正高興的時候,魏征來奏國事,太宗慌忙把鷂藏于懷中,魏征奏事不停,鷂竟被捂死懷中。這種皇帝怕大臣的事,史屬罕見。
    貞觀六年(公元632年)太宗在一次上朝中,為魏征直言所激怒,罷朝回宮,向皇后說:“魏征每廷辱我。”我要殺魏征,深明大體的長孫皇后聽了反而向太宗祝賀說:“主明臣直;今魏征直,由陛下之明故也。”太宗冷靜下來,覺得皇后說得很有道理,轉怒為喜?磥,太宗的納諫和睿智賢達的皇后也大有關系。
    貞觀十三年(公元639年)魏征在《十漸不克終疏》批評唐太宗說:“聽言則遠超于上圣,論事則未逾于中主。”意思說,皇上說起大道理來遠遠超過了歷代最圣明的君主,可是實際行動上并沒有超過一般的君主。魏征針對太宗“求駿馬于萬里,市珍奇于域外”的行為,而不是憑空而談的!妒琛分杏种赋觯“陛下……雖愛人之言不絕于口,而樂身之事實切于心。”意思是,您雖然在口頭上念念不忘人們的疾苦,但是實際上對自己的享樂是最關心的。這種尖刻的批評,氣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,何況是至高無上的皇帝。唐太宗對魏征的批評并未治罪,反而是“反復研尋,深覺詞強理直”,并寫在屏風上,朝夕瞻仰,又令“錄付史司”抄給史館載入史冊,給魏征和直諫的人以獎勵。這種接受批評的水平應是很高的了。
    太宗的誠于納諫之舉,確實在封建歷史上少見。從武德九年到貞觀十七年(公元626年到643年)魏征為鞏固唐王朝江山社稷,光明磊落,嫉惡如仇,犯顏直諫,前后向太宗諫奏二百多條。如:“兼聽則明,偏聽則暗”、“水能載舟,亦能覆舟”、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儉”、“任善人則國安,用惡人則國弊”、“任賢受諫”、“任賢無猜,可以興矣”、“薄賦斂輕租稅”等等。這些都為唐太宗采納,對唐王朝的鞏固和強盛起到了重要作用。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。魏征言直,常為某一件事和太宗爭得面紅耳赤,弄得太宗難看,下不了臺,事后太宗仔細一想,覺得魏征堅持得對,言雖逆耳,卻是忠言,又感激魏征的忠誠。為表彰魏征賜書寫道:“疾風知勁草,板蕩識忠臣。”魏征接過賜書一看,搖頭說:“謝陛下賜書。不過,臣不愿做忠臣。”太宗疑惑地問道:“愛卿此乃何意?”魏征回答說:“臣不愿做忠臣,愿做良臣。”太宗仍不解其意,繼而追問道:“這忠、良有何不同?”魏征說:“做臣子的對人君言聽計從,忠貞不二,乃忠臣也;直言進諫,匡正人君過失,君臣協力者為良臣也。”太宗聽罷連連稱贊,提筆將“忠”字改為“良”字。
    貞觀十七年魏征死,太宗思念不已,嘆息道:“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,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,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,魏征歿、朕亡一鏡矣!”
    唐太宗納諫如流,貞觀業績,為后世傳為佳話?吹绞窌挠涊d,令人嘖嘖贊嘆!但也引起我的一些疑想,這該不是史家們筆下有泡沫吧,該不會是有些夸大的包裝吧?該不會是撰寫《貞觀政要》的吳兢“略外別內、掩惡揚善”吧!但不管如何,縱觀諸多史料,贊太宗納諫如流者甚多。
    唐太宗在中國封建帝王中,實為一代明君。從策動其父晉陽起兵反隋,到貞觀前期的20年間(即20歲到39歲)這段時間是唐太宗的光輝年代。但是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,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,唐王朝統治地位的穩固,封建專制“君臨天下”唯我獨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,以及大臣們的歌功頌德,阿諛奉承,使唐太宗往驕奢的方向變化。這樣,貞觀前朝較開明的局面開始有所下降,陰暗面開始擴大。唐太宗本人也逐漸驕奢起來,聽不進直諫良言。正如貞觀十年(公元636年),魏在一次上疏中指出太宗在貞觀初年是“聞善驚嘆”,到貞觀八、九年還能“悅以從諫”,但已不像從前。從那以后就變得“漸惡直言”了,雖有時也能勉強納諫,但不像以前那樣豁達、痛快了。這樣一來,心術不正的佞臣、逢迎討好皇上的弄臣就可以“肆其巧辯”,“妨政損德”,貞觀盛世就開始走下坡路了。
    唐太宗在貞觀后期納諫精神減退,聽不進反面意見,盲目自信膨脹起來。不聽大臣勸阻,于貞觀十九年(公元645年)對高麗用兵,勝小失大。“游獵太頻”,大臣紛紛諫阻,太宗反唇相譏,說什么“今天下無事,武備不可疏,朕游獵僅在后宛,不煩百姓,有什么不可!”其實游獵早超過“后宛”范圍。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,太子承乾就因好“游?”而廢學。另一位兒子吳王恪在安州“數出?獵,頗損居人”。太宗又不惜國庫,于貞觀十六年(公元642年)竟下詔說:“從今以后,太子所用庫物,有關部門不要加以限制。”于是太子“發取無度”,張玄素上疏反對,差點被太子家奴打死。太宗也忘記了貞觀元年十二月他向群臣宣布的“鑒秦而止……宜體朕此意”的話,更把當年接受張玄素批評,停修乾元殿的事置于腦后。貞觀五年(公元631年)就大動民力修仁壽宮,后改名九成宮,不久又修復洛陽宮。貞觀八年(公元634年)又營造大明宮,意欲給太上皇李淵玩樂居住,但在第二年李淵還沒住進去就一命嗚呼了。貞觀十一年(公元637年)又在洛陽建飛山宮,貞觀二十一年(公元647年)又建玉華宮,并說要“務令節約”,結果仍是“費資巨以億計”。這些勞民傷財之舉和貞觀前期他贊同采納魏征的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儉”,相去甚遠。
    貞觀后期太宗“輕用人力”,“東征高麗,西討龜茲”,不吸取貞觀十九年(公元645年)征高麗損失慘重的教訓,甚至連自己說過的話,征高麗“以不能成功,深悔之,嘆魏征若在,不使我有是行也”,也忘記了,不久又于貞觀二十一年(公元647年)三月再次發兵征高麗,并下詔大造海船。九月,雅、邛、眉三州少數民族因不堪造船之苦起來造反,有些州弄得民“賣田宅、鬻子女而不能供”的悲慘境地。
    看來,唐太宗在40歲后,無論在思想、作風和健康等方面都走上了逐漸衰退的道路。這位杰出的明君在他的英武、豪邁煌煌偉業之中又帶了些悲劇性色彩。
    太宗45歲時已經早衰了。他不隱諱地對大臣們說:“朕年將五十,已覺衰怠。”(《貞觀政要·太子諸王定分》)其后,他同樣遇到皇位繼承問題,太子謀反,魏王被黜,輔國大臣相繼去世,使他一次次受到了很大刺激,這更加速了他的“衰怠”。再后來是多種疾病纏身,健康每況愈下。太宗曾嘲笑秦皇漢武相信方士長壽之術,但他自己仍然沒有擺脫方士的長壽邪說,食方士金石之藥。貞觀二十二年(公元648年),又派人從中天竺訪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,食了這個異國騙子的“延年之藥”,使疾病急劇惡化。貞觀二十三年(公元649年)三月,唐太宗帶著沉重的病體,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赦令,五月腹瀉不止,名醫為之束手,彌留之際,向太子李治、大臣長孫無忌、褚遂良等交待了后事,爾后永遠地離開了他統治23年唐王朝皇帝寶座。
    我們在談到唐太宗和顏納諫創貞觀盛世的歷史時,必須認識到這并不是什么民主。因為納諫本身僅是封建專制皇權的自我約束,并非權力制約機制。諫可納,也可以不納;秦可鑒,也可以不鑒。納不納諫,鑒不鑒秦完全取決于君主個人。唐太宗“先納后犯”現象,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必然產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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